Mr.Cat猫先生

　　乾隆花园，也称宁寿宫花园，与御花园、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花园并称紫禁城四大花园。花园的修建与宁寿宫区域同步，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落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花园构思巧妙，在南北长168米、东西宽38米的狭长地块上，划分出四进院落，由叠石曲径、参天古木和亭台楼阁共同构成幽深隐逸的园林景观，显示出高超的造园艺术。禊赏亭就位于第一进院落西侧，是步入乾隆花园后目力所及的第一座建筑。（图1）

　　乾隆四十一年的重华宫茶宴联句即以“宁寿宫落成”为题，其中，倪承宽赋诗禊赏亭：“春禊赏寻书法妍，胪讵参差诧昆阆。期惟曼羡轶乔佺，诗言其志祝同效。”[1]十七年后（1793），乾隆帝又特为禊赏亭作诗一首：“有石巉巗有竹攅，流觞亭里石渠盘。他年辽待临王帖，视昔由今正好观。”[2]两诗中的“书法”、“王帖”均点明禊赏亭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书法作品的密切关系。对兰亭的喜爱贯穿了乾隆的一生，宫廷内以兰亭为主题的器物涵盖了书法、绘画、瓷器、玉器、织绣、玺印、文房、家具等多种类型[3]，禊赏亭也可视作这一主题的空间纪念物。

　　王其亨等学者指出，禊赏亭虽是乾隆花园西侧的小型景观建筑，但对于花园的整体立意却至关重要，“无论在援名用典、布局和造型处理等，都蕴涵着深永而微妙的意向，堪称点睛之笔。”禊赏亭与第二进院落的主体建筑“遂初堂”在名称上也相互呼应。兰亭雅集中，王羲之为兰亭诗集作序，孙绰作跋，而遂初之名正出自孙绰代表作《遂初赋》。由禊赏以致遂初，乾隆帝以宁寿宫花园为兰亭雅集空间纪念物的设计理念愈发明晰，其归政隐居的思想也得到彰显[4]。

　　针对禊赏亭的研究，有将其视作流杯亭这一类型建筑的考察[5]，也有将其作为个案的讨论[6]。总的来说，相关研究还可从以下方面推进：

　　（1）全面性。现有研究虽着眼于全局，却止步于建筑，并未涉及禊赏亭的内部陈设。而对于一个半开敞的景观建筑而言，外部环境、建筑本体、内部陈设共同构成使用者所触及的“表面”[7]，相应地，也就需要三者结合的研究，从而明晰其空间特征和空间文化。

　　（2）代表性。除乾隆花园禊赏亭外，乾嘉时期宫廷内还建有多处流杯亭，如御花园、西苑、圆明园、避暑山庄、香山等处。从文献来看，这些流杯亭的陈设呈现出模式化的特征。因此，以禊赏亭为代表的研究，对了解清代流杯亭这一类型景观建筑的内部陈设具有借鉴意义。

　　（3）方法论。乾隆花园建筑群的原状陈设研究存在普遍的困境，即建筑的典型时期毫无疑问应是乾隆朝，但现存陈设档时代较晚。如何运用较晚时期的材料复原较早时期的陈设？本文以禊赏亭为例，通过活计档、奏销档、御制诗等时间节点明确的辅助材料，逐一考察晚期陈设档所载器物的制作和安设时间，弥补早期陈设档的缺失，再结合具体文物的考察，实现对典型时期原状陈设的复原。这一研究方法可为乾隆花园乃至清代早中期宫殿建筑的陈设复原提供参考。

　　禊赏亭自乾隆三十七年兴建、乾隆四十一年建成以来，先后经历了嘉庆四年（1799）粘修槅扇、嘉庆二十三年（1818）檐柱糟朽、道光二十年（1840）加固檐柱、光绪二十年（1894）落架重建几个重要节点。（图2）

　　乾隆三十七年，奏销档显示对宁寿宫后路宫殿造价进行估算，预示着营建即将开始：

　　修建宁寿宫工程，殿座高大，所需大件物料甚多，非经年可能告竣。酌拟分年次第修理，请先修建后路殿座。……宁寿宫后中路……禊赏亭一座……以上三路宫门、殿宇、穿堂、楼台、亭座共五十五座，计二百六十二间……共估需银七十一万九千三百五十七两八钱五分七厘，内除本座拆卸旧木石砖瓦抵除银六万四千七百九十五两七钱，净需银六十五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两一钱五分七厘。[8]

　　乾隆四十一年，档案记载为宁寿宫各殿制作铺垫，表明建筑营造、内檐装修和主要家具均已到位，开始考虑器物陈设：

　　二十日，总管内务府谨奏：为奏闻报销用过缎纱布匹事……禊赏亭罗汉床：衣素坐褥一个、葛布坐褥套一个。[9]

　　嘉庆四年，营造司粘修禊赏亭南北山墙上的“竹式罩”五槽，共四十八扇。其中横槅扇十八扇，竖槅扇三十扇：

　　宁寿宫西路粘修，内禊赏亭一座，计三间，内粘补南北山竹式罩，计五槽，共计四十八扇。内横安十八扇，各长二尺四寸，均宽四寸五分，计折十三尺六寸；竖安三十扇，各长一尺三寸，均宽四寸五分，计折十二尺二寸八分。[10]

　　粘修之前的禊赏亭仍属于乾隆时期的风貌。从“三间”来看，建筑空间划分与今日无异。其“竹式罩”的样式也与今日槅扇相类。而“五槽”之数，也说明因其北面有廊连接旭辉庭，故北山隔扇仅为两槽，而南山三槽。但对比今日建筑尺度，文献所记横扇与纵扇的数据可能正好颠倒，应是“横安十八扇，各长一尺三寸，均宽四寸五分”，“纵安三十扇，各长二尺四寸，均宽四寸五分”。并且，从所有横扇均为同一规格来看，乾隆时期禊赏亭南北山墙的三间划分应是等距的，与今日明间大于两侧的情况不同。（图3）

　　嘉庆二十三年，档案显示禊赏亭建筑状况已经不佳，本应修理，但因钦天监查看后认为“暂未宜兴修”，计划搁置：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查勘具奏事，窃臣等遵旨查得：宁寿宫……禊赏亭一座，三面各接抱厦一间，天沟渗漏，正座明间前檐柱头榫口糟朽，现用木板包攅保护。……钦天监挈壶正博士等逐座敬谨查看，据禀惟禊赏亭明年暂未宜兴修，其余各座方位明年动工俱属相宜建筑装修。[11]

　　光绪十三年（1887），禊赏亭即将倾倒，已到了不得不修的地步。为此，内务府提出维修和报价计划，但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才真正落架，并于次年上梁，完成了主体结构的重建：

　　总管内务府谨奏：……西路禊赏亭木植糟朽，势将倾倒，应即拆修建盖。……前檐柱木沉陷，角梁椽望糟朽，谨拟拆盖。[13]

　　禊赏亭一座，东、南、北三面抱厦各一间，俱拆盖。有碍北抱厦转角游廊一座，四间，拆盖。[14]

　　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总管内务府大臣奏，据宁寿宫司员报称，本处西路禊赏亭于二十三日巳刻落架。同日奉旨：知道了。又奉懿旨：照旧修理。

　　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工部右侍郎英年查看得，宁寿宫重建禊赏亭，以乐寿堂论，系坤方，本年四利三元太阳到方，宜修造坤方，择于三月初一戊寅日，天赦值开，宜用金匮，丙辰时开工。三月十三庚寅日，五合阳德，宜用金匮，庚辰时竖柱上梁。吉。[15]

　　对禊赏亭沿革的考察，折射出这座小型建筑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禊赏亭的兴建源于乾隆帝临御六十年归政而营建太上皇宫的决定。嘉庆四年的第一次修理，时值乾隆帝去世的次年，标志着嘉庆朝政权的开启。嘉庆二十三年的第二次修理（未实施）、道光二十年的第三次修理、光绪十九年的第四次修理，分别对应嘉庆帝、道光帝、慈禧皇太后的58岁，应属于各自六旬万寿庆典的筹备工程。

　　进一步，也可以明确禊赏亭自乾隆四十一年建成至光绪二十年重建之间，建筑本体并未经历大的改动。而光绪二十年的落架重建，文献明确记载是奉慈禧皇太后懿旨“照旧修理”。所以，这里的“照旧”只可能是照乾隆时期的“旧”，即不改变乾隆时期的建筑形制。由此判断，光绪二十年重建后的禊赏亭，其建筑格局与空间划分应与乾隆时期差别不大。

　　今日所见禊赏亭，其建筑装修及周边环境共同烘托出“暮春之初”、“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流觞曲水”的兰亭主题。其中，彩画部分虽为民国十四年（1925）重绘[16]，但仍使用花卉题材为主的苏式彩画，反映出“暮春之初”时节特征。亭北、东、南三面的叠石，烘托出“崇山峻岭”的环境特征。石质望柱、栏板与门窗槅扇的装饰均以“竹”为主题，暗示“茂林修竹”之境。东部抱厦下的流杯池，则代表着“流觞曲水”的主题活动。（图4）

　　图4 禊赏亭外部环境与建筑装修上的兰亭主题（左下作者自摄，其余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提供）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禊赏亭内刊刻有“（乾隆）御笔临董其昌兰亭记”[17]。结合成书时间（乾隆四十七年，1782）判断，这应是禊赏亭落成之初的陈设，其位置很可能即今明间后部的六扇绘龙屏门前。（图3左下）而其内容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弘历临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二是“弘历临董其昌书何延之兰亭记”。以下分述：

　　“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卷”的发现颇具戏剧性。乾隆三十五年（1770），皇帝新得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一卷，赏玩之余，回忆起内府旧藏的另一份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卷，二者参看，竟然是同一卷的上下两段！欣喜之余，乾隆帝作《题董其昌临柳公权禊帖》以记之：

　　内府藏董其昌真迹不下百数十种，所临柳公权兰亭诗其一也。搜集既多，未暇悉为题品，虽同入石渠上等，亦第以寻常董迹视之。兹复得其兰亭诗临本，忆与旧藏有相类者，因出香光临卷校之，则旧卷乃临兰亭四言诗十一人，并孙绰后序；新卷临五言诗十一人，卷后董自有跋。两卷纸幅宽窄正同，且与戏鸿堂帖所刻柳书首尾次序无弗吻合，其为全临通本而割为两卷无疑。[18]

　　乾隆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贴内开本月十七日首领董五经交御笔藏经纸字引首一张、董其昌墨迹手卷一卷、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手卷一卷，传旨将御笔字引首一张、董其昌字手卷二卷合裱手卷一卷，钦此。[19]

　　对于拼合后的董卷，乾隆帝甚为喜爱，曾多次临摹。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夏日养心殿》一诗中记有：“近复临董其昌所仿柳公权书兰亭诗卷，命工摹勒上石，因殿阁微凉，有会公权联句诗意。”[20]由于对“复临”的成果较为满意，乾隆帝下令以新临摹的内容替换旧帖，重新装裱成“御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亭诗”手卷二卷：（图6）

　　（四十三年）六月初五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内开六月二十三日首领董五经交御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亭诗手卷二卷、御临董其昌仿公权书兰亭诗宣纸字二十张，传旨将宣纸字换裱兰亭诗手卷心二卷，钦此。[21]

　　次年，乾隆帝进一步萌生了合编“兰亭八柱”的设想。乾隆四十四年（1779）《题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记载：

　　今复以此卷及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摹本并为钩刻，合成八册，拟以兰亭八柱名之，虞卷本其昌画禅室中物，柳卷则戏鸿堂所镌，若褚冯两卷乃香光固未之见，皆唐时名迹，并搜集上石，足傲香光矣。[22]

　　为盛放八个手卷，特命造办处制作了“兰亭八柱插屏匣”。经过几轮的修改，最终成做的插屏匣正面八个抽屉，自下而上分别题为“虞世南临兰亭帖（画禅室石渠宝笈上等）”、“禇遂良摹兰亭帖（续入石渠宝笈上等）”、“冯承素摹兰亭帖（续入石渠宝笈上等）”、“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养心殿石渠宝笈上等）”、“内府钩填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原本”、“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阙笔”、“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续入石渠宝笈上等）”、“御临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23]。前述董卷和乾隆御临董卷分别纳为第七卷和第八卷。抽屉两侧刻御制对联一副“叙诗荟美由今昔，临写存真在晋唐”。背面由贾全雕刻《兰亭记图》，图中刻绘了兰亭雅集的主要人物并标注姓名。左上角题有御制诗一首：“赚来自萧翼，举出本元龄。真已堂堂佚，搨犹字字馨。谁知联后璧，原赖弃前型。恰尔排八柱，居然承一亭。擎天徒躗语，特地示真形。摹固得骨髓，书犹辟径庭。董临传聚散，于补惜凋零。殿以几余笔，艺林嘉线 兰亭八柱插屏匣（故宫博物院藏）

　　这种于流杯亭内陈设兰亭刻石的形式，同样见于圆明园坐石临流的“兰亭八柱亭”。嘉庆帝赋诗此景曰：“修褉清游晋永和，仿成亭子俯平坡。山屏镂刻图全展，石柱周环帖遍罗。曲水纡回通别渚，茂林幽邃荫崇阿。岂同觞咏怀今昔，几暇肩舆偶一过。”[26]此诗作于嘉庆元年（1796），反映的仍是乾隆时期兰亭八柱亭的情形。诗中记载的“山屏”和“石柱”今存北京中山公园。（图8）据作者现场考察，石屏一面雕刻《兰亭记图》，与前述“兰亭八柱插屏匣”背面图案一致。另一面刊刻乾隆御制诗三首，第一首落款“己亥”，显示创作时间为乾隆四十四年，说明石屏的制作不早于此。（图9）周围环绕石柱八根，每根上刻“兰亭八柱”之一。

　　图9 圆明园“兰亭八柱亭”的石屏背面。来源：陈辉：《年年上巳寻欢处，便是当年晋永和——〈兰亭八柱帖〉帖石与清廷的流觞曲水》，《中国书法》2012年第1期，第58页。

　　兰亭刻石之外的陈设物见载于陈设档。现存禊赏亭陈设档共三部，其中道光档一部、光绪档两部[27]。（图10）从档案来看，禊赏亭的陈设相对简单和固定。道光年《抑斋禊赏亭古华轩旭辉庭惬志舒怀册档》（陈581）记载，禊赏亭内陈设：

　　在光绪档（陈540）中，对道光档记载过的六件器物均标注“对过”，其余标注“现设”，表明该档案在造册时，同时参照了道光档和现场实物。鉴于如意、容镜、痰盆、股扇等器物通常陈设于宝座之上，而禊赏亭宝座（罗汉床）在乾隆四十一年档案中已经出现，故推测道光档实际上并不记录家具等非器物类的陈设。并且，从光绪档来看，不载于道光档的器物大多状态不佳（文中记为“破坏”、“不全”），想必陈设时间已经较长。可以推测，除去铜壶、方樽及一对英石山子无法确定外，其余陈设至少从道光时期一直延续到光绪时期。

　　那么，道光时期的陈设是延续乾隆时期的旧物，还是后期的改陈或增设？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禊赏亭陈设的类型进行分析。从光绪档来看，禊赏亭的陈设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普遍存在于宫廷建筑内部的陈设物，如屏风、宝座（上设如意、容镜、痰盆、股扇等）、香几（上设古或仿古器物）等，可称为“一般陈设”；一类是陈设于建筑外部的器物，如匾额、对联、石山等，可称为“室外陈设”；这两类均可视作程式化的陈设物。值得注意的是区别于以上两类的陈设物，也即承载该建筑独特功能及文化蕴含的器物，本文称其为“特殊陈设”，对于禊赏亭而言，是“铜掐丝珐琅绣墩十二个”、“五彩漆仙人十一个”和“银镀金杯十一个”。（表1）下文将着重讨论三者的具体内容及安设时间。

　　（乾隆五年，1740）六月十三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等交仙人捧杯莲花盘纸样二张，传旨将仙人用阿哥里做，其莲花盘用椴木做，漆的□量做活的，要盛水稳妥，验准呈览再做，钦此。

　　于本年闰六月十六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将照纸样做得仙人捧杯莲花盘大小二件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奉旨着照仙人捧杯大些莲花盘样式，做福禄寿仙人三件，各要珐琅杯一件。再照仙人捧杯小些莲花盘样式，做男八仙八件，各配铜錾花镀金杯一件；女八仙八件，各做银錾花杯一件。仙人俱要各样款式，捧杯仙人亦要各样款式。再按养性斋流杯亭池内之尺寸，亦照此各样仙人捧杯样式再做十九件，钦此。

　　于乾隆六年（1741）二月十二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做得彩油木胎男八仙八件（随彩油莲瓣木托八件），彩油女八仙八件（随彩油莲瓣木托八件），彩油福禄寿仙人三件（随彩油木托三件）、黄地珐琅杯三件、银杯八件、镀金杯八件俱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进，讫。[28]

　　乾隆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传旨，御花园养性斋流杯亭水法着刘山久找看，钦此。

　　于本日司库刘山久看得流杯亭水法，须得春暖时灌水试看，如若地沟渗漏，起地面找地沟内有渗漏之处收拾等语，交太监高玉转奏。奉旨明年春暖时将缸内水灌满试看，若地沟不通即不必动，钦此。

　　乾隆六年二月初三日，司库刘山久来说：太监高玉等传旨，御花园养性斋着收拾地沟，安锡管子，钦此。

　　由此可知，乾隆五至六年，整修了养性斋流杯亭地沟，安设锡水管，使之能够通水。并按照水道的内尺寸，配做了福禄寿三星和男女八仙共十九个捧杯仙人。鉴于捧杯仙人的制作细节如此完备，这应是乾隆时期第一次制作此类器物。

　　（乾隆六年）二月初四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高玉等传旨：着照先做过福禄寿三星、男八仙、女八仙照样再做一分，瀛台流云杯亭用，钦此。

　　于本日（九月二十九日）司库白世秀将男八仙八件、女八仙八件、福禄寿三星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奉旨将女八仙送往瀛台。男八仙、福禄寿三星俟配象牙牌子，做得时一同呈览，钦此。[31]

　　十月初二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等传旨：着将男八仙并福禄寿三星、珐琅杯三件、铜镀金杯八件送在热河用。俟员外郎常保、催总窝贺往热河去时将此男八仙等帯去，钦此。

　　于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栢唐阿、张文辉将珐琅杯三件、铜镀金杯八件并男八仙八件、福䘵寿三星三件送赴装修处，交员外郎常保收讫。[32]

　　结合两份档案可知，最终陈设于瀛台流杯亭的仅为女八仙，而避暑山庄曲水荷香的则是福禄寿三星+男八仙。乾隆九年（1744）的御制诗《题瀛台流杯亭》记录下了这种“仙人捧醇酎”的趣味陈设：“凭栏俯碧流，佳景喜相酬。素色因心凈，清音与耳谋。仙人捧醇酎，春鸟弄箜篌。恶旨思前戒，盈科悟进修。”[33]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四德来说：太监厄勒里交彩油八仙人八件、彩油福禄寿仙人三件、彩漆莲辧托盘一件，传旨：仙人脸像形式样款不好，着交同德带去，交与舒文，仍用舒文，仍用旧胎股，另改做。照莲瓣托盘上漆木一样，重漆见新，照样再成做一分，各随银镀金杯，得时交宁寿宫，钦此。

　　于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将苏州送到彩油八仙人一分、见新八仙人一分呈进，讫。[34]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将苏州送到……彩油福禄寿八仙人一分、见新福禄寿八仙人一分……持进交太监厄勒里呈览。奉旨……新做仙人交宁寿宫、见新仙人交圆明园……钦此。[35]

　　以上多处流杯亭制作捧杯仙人的记录显示，除养性斋流杯亭为首次成做外，其余流杯亭均为仿制，也即所有仙人的形制均应相似，想必这也与流杯池有固定的建筑法式相关[36]。这些捧杯仙人的具体情况，可参看嘉庆十二年（1807）拆盖清夏斋流杯亭时新作仙人的档案。文献显示，每件仙人由莲花托（径五寸八分、高一寸九分）、莲蓬（应嵌于莲花托中部，径三寸二分、高一寸四分），木质身体（高三寸七分、宽二寸七分、厚二寸三分）和象牙头部（高一寸五分、宽一寸、厚八分）构成，即一件总高约八寸五分（合27.2厘米）、最宽处约五寸八分（18.56厘米）的漆木塑像：

　　今为成做：楠木胎画彩漆仙人八件，每件内：下莲花托一件，径五寸八分、高一寸九分。（刁莲花围长一尺七寸，折宽二寸二分，彩漆同。）

　　莲蓬一件，高一寸四分，径三寸二分。（墙子围长六寸，折高一寸四分，顶面径三寸二分，碌漆，木匠四分工，刁匠三工八分。）

　　仙人一件，身高三寸七分，宽二寸七分，厚二寸三分。（内五面刁活，高三寸七分，均围宽五寸四分，彩漆同。木匠二分，刁匠十工五分。）

　　象牙面像，高一寸五分，宽一寸，厚八分。（内刁活折高一寸五分，均围宽二寸八分，木匠一分，刁匠四工二分。）

　　以上八件共用楠木尺方一尺三寸八分，象牙三斤四两，木匠五工五分，刁匠一百四十八工，共匠一百五十三工五分。计工银二十三两一分三十九厘。[37]

　　仙人手持杯式样为“银镀金钟”，总高一寸一分（合3.52厘米），带足，底径六分（合1.92厘米），身中部口径也约一寸一分（合3.52厘米）：

　　今为做……银镀金钟八件，各高一寸一分，每件内：足一件，围长一寸八分，三面折宽三分，底径六分（二面）。身折长一寸一分，均围宽三寸四分（二面）。

　　共折见方寸六十八寸四分八厘（每寸用金八厘）。镀金叶五钱四分七厘，家匠三工，饭银一钱八厘。[38]

　　从仙人头身比约为1∶2.5来看，应为坐姿，这样易于在流动的渠水中保持稳定。而捧杯的尺寸则符合真实器物，结合陈设档将仙人与捧杯分开登记的情况，推测杯子应可从仙人手中取下，用于雅集觞饮。（图11）

　　“铜掐丝珐琅绣墩十二个”的设置颇耐人寻味。从禊赏亭明间的面积来看，很难容纳十二绣墩。并且，为何要设置十二绣墩呢？以下试作一大胆猜测。

　　前文所引乾隆四十一年倪承宽诗谈到了“乔佺”，“乔”即王子乔，西汉刘向《列仙传》载其为“乘鹤仙人”：“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39]“佺”则指“偓佺”，《列仙传》载其为“采药仙人”：“偓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40]“乔”、“佺”并称，显然是用以指代仙人。然而倪承宽作此诗时，禊赏亭仙人陈设尚未成作，诗中的乔佺应不是指捧杯仙人。而诗中又说“诗言其志”，故此处的仙人应是指代兰亭雅集中的人物。

　　十一诗人之数与十一仙人吻合。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乾隆四十四年做成的禊赏亭捧杯仙人，虽然在数量和形式上与乾隆六年避暑山庄仙人相同，但其内涵却发生了变化？从活计档有关仙人“改脸”的记载来看，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禊赏亭的设计构思，应早于乾隆三十七年，与乾隆三十五年董其昌全卷的发现与拼合处于同一时期。而内部陈设的完成，则应晚于仙人成做的乾隆四十四年，这与合编兰亭八柱的时间重合。董卷的拼合，可视作兰亭八柱工程的开始，八柱的合编，则意味着这一工程的完成。极有可能的是，禊赏亭和坐石临流两处流杯亭，分别作为这一头一尾两个重要事件的纪念碑。也正因如此，禊赏亭和坐石临流均采用“兰亭刻石+十一仙人”的陈设模式，与乾隆初年养性斋、瀛台、避暑山庄的流杯亭陈设模式有所不同。区别在于，禊赏亭的刻石仅为“兰亭八柱”第八的内容，而坐石临流的刻石则包含了“兰亭八柱”的全部。

　　图12 （明）黄宸《曲水流觞图》卷所绘兰亭雅集场景（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禊赏亭融合叠石堆山、茂林修竹、御笔刻石、曲水流觞、仙人捧杯等元素，用空间的语汇再现了兰亭修禊这一历史文化盛事。十一仙人作为兰亭雅集中十一诗人的象征，被安放在流觞曲水之畔，手捧金杯，正如永和九年兰亭雅集中的场景。（图12）问题是，为何不是十一绣墩配十一仙人？这多出来的一个绣墩究竟为谁而设？答案很显然，能与十一位留名青史的诗人平起平坐的，自然是一生作诗四万余首的乾隆帝。这第十二个绣墩，正是留给这座花园的主人。

　　至此，本文已明确禊赏亭中的“五彩漆仙人十一个”、“银镀金杯十一个”和“铜掐丝珐琅绣墩十二个”为乾隆时期的陈设物。而乾隆四十一年制作铺垫时提到的“罗汉床”应即陈设档中的“紫檀大理石文榻”。由此可以推测，光绪档所记载的陈设器物，不仅可以上溯到道光时期，还可进一步上溯至乾隆时期。这说明光绪二十年的落架重建，既未改变禊赏亭的建筑形制，也未对内部陈设有大的改动。从光绪档的行文顺序来看，其所载器物的分布是由内及外的，即文榻及其上器物位于亭内明间，一对香几及其上器物在文榻两侧，十二绣墩很可能在东西进间，十一仙人手捧银镀金杯，立于流杯池的水道中，通水后或可浮动。一对英石山子和一副铜字对联则位于亭外的地面和柱上。（图13）

　　禊赏亭是外部环境、建筑本体与内部陈设相结合的绝佳案例，但却并非孤例。乾隆时期，紫禁城养性斋、西苑瀛台、热河避暑山庄和圆明园等处均设置流杯亭，其建筑形式和陈设主题也比较类似。早期流杯亭安设“福禄寿三星+男八仙+女八仙”（养性斋）、“女八仙”（瀛台）、“福禄寿三星+男八仙”（避暑山庄），或可称之为“仙人模式”，寄托的是求福求寿的心愿。而中后期宁寿宫、圆明园的流杯亭，不再使用“仙人模式”，而是改为“兰亭刻石+十一诗人”，彰显的是文人隐逸的思想。从“仙人”到“诗人”，近四十年光阴带给乾隆帝的，不止文化领域的建树，更有空间审美的进益。

　　遗憾的是，民国时期清室善后委员会所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并未记载禊赏亭文物，而老照片所反映的禊赏亭建筑破败不堪，陈设荡然无存。（图14）缺少这些资料，也就很难确定禊赏亭文物是否尚存。即使有幸留存，也很难从故宫博物院的海量文物中筛选出这些器物，恢复禊赏亭的原状陈设。但这并不妨碍读者从字里行间，想象禊赏亭曾经的兰亭刻石和捧杯仙人，体会乾隆帝以建筑空间为文化工程立碑的良苦用心。

　　本文受故宫博物院科研课题《宫廷原状陈列的历史与理论》（KT2020-02）、《英才计划》资助。感谢故宫博物院汪亓、郭福祥、王子林、韩倩及恭王府博物馆郝黎等诸位研究馆员的宝贵意见！

　　[1]观箴文献中心：《清代御制诗文全集》数据库，《清高宗御制诗四集》，第33卷，第804页。

　　[4]王其亨、官嵬：《宁寿宫花园点睛之笔：禊赏亭索隐》，载中国紫禁城学会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329-343页。王子林：《宁寿宫花园主题考释》，载中国紫禁城学会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六辑）上》，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79-111页。

　　[6]如卢绳：《北京故宫乾隆花园》，《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第36-41页；许以林：《宁寿宫的花园庭院》，《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1期，第70-80页；李乾朗：《禊赏亭》，《紫禁城》，2011年第9期，第27-29页；倪斌、李大平：《宁寿宫花园园林设计思想流源与建筑形制变异》，《紫禁城》，2011年第11期，第18-21页；张淑娴：《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乾隆皇帝的造园理论和实践》，《故宫学刊》，2012年第1期，第107-122页；王时伟、刘畅：《金界楼台思训画 碧城鸾鹤义山诗：如诗如画的乾隆花园》，《紫禁城》，2014年第6期，第33-59页；李越：《从乾隆花园的营建技艺看一代皇帝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19年第4期，第31-37页。

　　徐斌，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馆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史、宫廷原状陈列、中西文化交流。